我国第一台试验用红外天文光度计

那是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后中国科学院决定发展红外天文学，并以云南天文台为基地，开展我国在当时尚属空白的地面红外天文学研究。红外物理和技术属于固体物理的一个分支，由于专业相近，我报名参加了这一工作，有幸成为我国最早介入红外天文学研究的人员之一。当时红外天文学在国际上正在蓬勃发展，不但有了一批专用的地面红外望远镜和相应的观测设备，在一些先进的国家，也用飞机、气球甚至是火箭进行红外天文的探测工作。在这方面我国则被耽误了十年，除了有一台在当时国内口径最大的1米望远镜之外 别无其他。因此当务之急是迅速研究一台能与之相配套的可用于天体红外探测的红外天文光度计。

当时作为云南天文台红外天文研究组长的我，带着6个年轻人与北师大郝允祥、周克平老师以及电子部11所的工程师王雅杰等，一起投入到了紧张的研制工作之中。由于中间那段非常时期的10年断档，所需资料十分难找，研制工作困难重重。但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1979年10月我国第一台试验用红外天文光度计在紫金山天文台60公分望远镜上试观测成功，在K波段能观测到三等星。之后我们又对该光度计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造，改进了调制方式，应用了锁相放大器，自制黑体标准进行了大量实验性能测试和仪器的改制工作。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1981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能工作于1微米至3微米的实用红外天文光度计，在K波段探测极限可达5等星。我们从此真正步入了天文研究的行列。1982年该光度计通过了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和电子工业部的三部联合鉴定，获得了中科院当年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2年11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著名教授陈广瑜来到云南天文台，使用1米望远镜进行双星观测。他参观了我们研制的红外天文光度计以后，马上邀请我到该校帮助他完成他正在研制的红外光度计。于是我成了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为数不多的，带有研究任务的访问学者。1984年，在国际天文联合会(IAU)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天文系的资助下，我来到美国东南部的著名花洲——佛罗里达进行天文研究工作。一般访问学者初出国门最大的问题是过语言关，这对我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是在上海出生，说得还可以，另一方面，我曾在中科院专门受过外语训练，且在出国几年前因国外天文学家来往日多，不论是从事恒星物理、宇宙学研究、还是天体测量学研究的学者来访，每次几乎都由我做学术翻译。开始困难不少，一次学术报告会下来至少得Excuse　me好几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后来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对译了。来访的学者中有国际天文联合会秘书长West(West彗星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Hewise(因发现脉冲星获奖、英国爱丁堡天文台台长Langair等知名人士。

本来美国是红外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陈教授要找一个助手在美国并不困难，为什么要找我呢？到了美国我才知道，原来他在研制该仪器过程中做了大量笔记，在笔记中既有英文也有大量中文，于是我就成了既懂英文又懂中文，并熟知红外天文仪器的最佳人选。由于在美国能够查到各种资料，他们的技术力量又比较雄厚，加上我有研制红外天文光度计的经历，在他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我只用了不到9个月，就完成了该系红外天文光度计的装调、探测器配置、性能测试、计算机软硬件配置及试观测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之后该系系主任Caar教授认为我的工作不错，出资让我帮助他进行木星射电的课题研究。半年中我深入地研究了他的大量木星百米射电波段的观测资料，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撰写了有关论文，由此他又提出希望我或由我介绍的中国人来做他的研究生。经过慎重考虑，我确信我的价值在中国。因为当时哈雷彗星已经临近，我也只有回到中国，使用云南天文台的红外光度计才能较好地工作，而且这将是中国人使用自己研制的科学仪器第一次进行彗星的红外研究，我不能让中国失去这样的机会。

1985年11月，我带着一套与在美国研制红外天文光度计使用的计算机系统相同的系统回国，准备让这套系统在我们自己研制的红外光度计上大显身手。经过在美国近一年半的工作，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起外国人来可能更加聪慧，只是由于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不具备与美国一样的物质条件，在许多领域还做不出杰出的工作，否则中国的科技水平一定会走在世界的前面。中国的发展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